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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男子气概的全球性危机观察者

2018年8月31日23时17分38秒| 发布者: 星爵| 查看: 2990| 评论: 0

现代男子气概的全球性危机观察者在写作《愤怒的时代:当下的历史》()的过程 ...

现代男子气概的全球性危机观察者 2018-08-30 08:56:28

在写作《愤怒的时代:当下的历史》(Age of Anger: A History of the Present)的过程中,我开始认为这种一再反复的危机阻碍了现代世界的发展进程。

这些人中,有早期的犹太复国主义者(提出“肌肉犹太教”概念的马克斯·诺道)、亚洲的反帝国主义者(被莫迪视为英雄的斯瓦米·维韦卡南达,他鼓励印度教徒锻造“二头肌”,还有帮助发展了“肌肉佛教”的阿纳加里卡·达尔玛帕拉,该教教义如今被缅甸的种族清洗者诠释得淋漓尽致),还有狂热的帝国主义者,比如童子军运动的创始人罗伯特·巴登-鲍威尔。

翻译文章:

https://www.theguardian.com/books//mar//the-crisis-in-modern-masculinity

在席卷英美的这场睾丸酮飙升中,许多久坐于办公桌前的记者都将自己想象成无所畏惧的战士。大卫·布鲁克斯,另一名彼得森的拥护者,坚定地表示“我们将继续毁灭无辜的村庄,耸耸肩,然后继续战斗。”

在这个一切都将归于尘埃,即使表面上强大的国家也会时刻因被击败、被取代而提心吊胆的世界,男性权力是一个无法实现的理想,一种充满控制欲的幻觉。男子气概作为一个沉重的包袱和无法企及的期望,已经成为巨大痛苦的根源——对男人和女人来说都是如此。

社会现实所带来的沮丧和对女性化的恐惧助长了类似白宫“更衣室恶霸”所引发的具有煽动性色彩的政治运动。戈德森的有关男性气概的陈词滥调打破了甘地所坚持的刚柔并济的传统,而这种破坏的影响远不止于印度。巴基斯坦的年轻人崇拜花花公子出身的政治家,认为他是最伟大的男性救赎者,并对批评伊姆兰·汗轻率行为的评论予以恶毒的反击。同样,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在他的追随者眼中体现了一种所向披靡的男子气概,他们认为埃尔多安是完美的。罗德里戈·杜特尔特则厚颜无耻地讲有关强奸的笑话。

世纪年代,当印度教在印度被封为国教后,以前骨瘦如柴或胖乎乎的宝莱坞明星开始炫耀他们闪亮的坚硬腹肌和鼓鼓的二头肌;罗摩衍那瘦骨嶙峋的英雄罗那,开始以酷似兰博系列电影中的猛男形象在挂历和政治海报上亮相。这些流行文化中结实的肉体预示着莫迪的崛起,他以英寸的胸肌而自豪,并承诺为失业的散兵游勇提供真正的国家后援。

到了十九世纪,当由剥削和排斥构成的、以性别和种族界限分层的社会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社会;当诸如国家建设,城乡迁移,帝国扩张和工业化等现代性深刻冲击彻底改变了人类认知的所有模式时,这些并不自知的传统便开始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男人和女人便开始普遍被束缚在特定的角色中。

在席卷英美的这场睾丸酮飙升中,许多久坐于办公桌前的记者都将自己想象成无所畏惧的战士。大卫·布鲁克斯,另一名彼得森的拥护者,坚定地表示“我们将继续毁灭无辜的村庄,耸耸肩,然后继续战斗。”

社会现实所带来的沮丧和对女性化的恐惧助长了类似白宫“更衣室恶霸”所引发的具有煽动性色彩的政治运动。戈德森的有关男性气概的陈词滥调打破了甘地所坚持的刚柔并济的传统,而这种破坏的影响远不止于印度。巴基斯坦的年轻人崇拜花花公子出身的政治家,认为他是最伟大的男性救赎者,并对批评伊姆兰·汗轻率行为的评论予以恶毒的反击。同样,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在他的追随者眼中体现了一种所向披靡的男子气概,他们认为埃尔多安是完美的。罗德里戈·杜特尔特则厚颜无耻地讲有关强奸的笑话。

成为一个男人或一个女人有许多种方式。研究具有惊人多样性的前工业化社会的人类学家和历史学家不断地揭示,生物构成和行为之间没有明确的联系,男性和精力充沛的男性之间没有联系,女性和被动的女性之间也没有联系。

从历史上反复出现的对于粗野男子气概的追捧热潮可以看出,现代男子气概的历史就是一部充满臆想的历史。它描述了对一个稳定有序的世界的追求,但这种追求只不过是对不可抑制的人类生存方式的多样性宣战——一场尽管饱尝溃败但仍在周期性地重新爆发的战争。

人们一度怀疑杀害甘地的凶手纳图拉姆·戈德森是一名穆斯林,后经证实,戈德森是一名来自印度西部的印度教婆罗门。戈德森没有试图逃跑,在庭审中,他表达了对于甘地“女性化”温和的政治手段的强烈不满,尤其是甘地对于穆斯林的慷慨,让这个印度教的国家显得越来越孱弱。因此,他认为自己不得不杀了甘地。

司各特指出,西方现代化进程中定义的性别差异模式实际上有助于稳固“西方国家在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的种族优势”。

罗斯福曾被“懦弱者”和“奥斯卡·王尔德”等不光彩的绰号嘲笑,对此,戈尔·维达尔曾经指出,罗斯福试图通过“男子汉”的活动克服他的身体脆弱,其中最激动人心和最崇高的活动便是战争。因此,对同性恋者的憎恶和对王尔德等牺牲者的追捕会在欧洲帝国主义最鼎盛的阶段达到了顶峰。

这就解释了一个令人吃惊但却鲜有人探究的现象:佛教、印度教、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等所有主要宗教群体的男性都同时在世纪末开始哀叹男子气概的缺失,并呼吁不论是个人、民族和“乌玛”,都必须建立坚不可摧、不可侵犯的机体。

流行心理学家们通常坚信男性来自火星,女性来自金星,他们哀叹彼得森所说的“传统”劳动分工的解体,却不承认资本主义、工业社会和扩张主义社会需要新的分工,也不承认监督他们的白人男性认为女性由于身体或智识上的劣势而不适合从事领土扩张、国家建设、工业生产、国际贸易和科学创新方面的工作。

作者:Pankaj Mishra

当然,在这个山雨欲来风满楼的世界,如果男性对这次无助的经历进行否认或者轻描淡写地带过,他们也将浪费这次男子气概的危机。男性权力总是难以捉摸,容易出现周期性危机、崩溃和惊慌失措的复辟。

作者:Pankaj Mishra

甘地直截了当地颠覆了这些欧洲帝国主义者(以及模仿他们的印度教徒)的性别偏见:他们认为缺乏男子气概就是具有女性气质的表现。他摒弃西方对男性至上统治者的认同和对女性顺从统治者的屈从,提出了一种基于严谨自我反省和具有母性关怀的积极政治。为此,他付出了自己的生命。

世纪年代,当印度教在印度被封为国教后,以前骨瘦如柴或胖乎乎的宝莱坞明星开始炫耀他们闪亮的坚硬腹肌和鼓鼓的二头肌;罗摩衍那瘦骨嶙峋的英雄罗那,开始以酷似兰博系列电影中的猛男形象在挂历和政治海报上亮相。这些流行文化中结实的肉体预示着莫迪的崛起,他以英寸的胸肌而自豪,并承诺为失业的散兵游勇提供真正的国家后援。

“·”恐怖袭击后的几个星期后,华尔街日报专栏作者佩吉·努南写道:“从‘·’的废墟中诞生了具备男子汉气概的美德”。对于彼得森的“硬汉”之谈十分推崇的努南如今也赞赏“充满阳刚之气的男人,推动事态进展并且能够力挽狂澜的男人”,比如让她渴望“撕开他的衬衫以显露其胸口的超人S标志的”小布什。诸如此类的情感迸发帮助小布什在任期之间将自己塑造成一位潇洒有气概的领导者形象,尽管他在“·”事件刚刚发生之时没有采取任何行动。

成为一个男人或一个女人有许多种方式。研究具有惊人多样性的前工业化社会的人类学家和历史学家不断地揭示,生物构成和行为之间没有明确的联系,男性和精力充沛的男性之间没有联系,女性和被动的女性之间也没有联系。

网络来源:

罗斯福曾被“懦弱者”和“奥斯卡·王尔德”等不光彩的绰号嘲笑,对此,戈尔·维达尔曾经指出,罗斯福试图通过“男子汉”的活动克服他的身体脆弱,其中最激动人心和最崇高的活动便是战争。因此,对同性恋者的憎恶和对王尔德等牺牲者的追捕会在欧洲帝国主义最鼎盛的阶段达到了顶峰。

在当今社会,所向披靡、肌肉发达的肉体成为所有试图恢复失去的男子气概的个体和国家关注的焦点。然而,对原始肌肉和纯粹的大众崇拜仍然塑造着政治文化。在特朗普吹嘘自己某个身体部位的大小之前,普京还展示了胸肌——以宣传俄罗斯在被一个软弱的酒鬼鲍里斯叶利钦“阉割”后又重新获得了阳刚之气。然而,赤膊的猛男在戈德森口中“冉冉升起”的印度也只是一个引人注目不久的现象。

在西方种族优越论者的历史观里,现代西方是世界平等与自由的捍卫者。实际上,正如琼·瓦拉赫·斯科特在她最近出版的《性别与世俗主义》一书中所表明,“现代西方民族国家的社会基础”就是一种基于生物差异的性别(和种族)不平等概念。

纵观历史,我们不难发现,随着世界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对男性主导力量的追求似乎也在循环往复、不断重现,并深刻地塑造了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政治与文化。

特朗普可能拥有最大的核弹按钮,可中国却在最尖端的人工智能领域和最传统的大规模生产上都独占鳌头。除此之外,科技与自动化的发展都让“推动事态发展并且力挽狂澜”的男人们慢慢退出时代的聚光灯下。在西方,这种现象尤为严重。

在写作《愤怒的时代:当下的历史》(Age of Anger: A History of the Present)的过程中,我开始认为这种一再反复的危机阻碍了现代世界的发展进程。

随着十九世纪时代进程发展,许多关于男性和女性身份的文化假设演变为永恒的真理。正如彼得森的狂热拥趸所揭示的那样,这些假设在今天比种族不平等的“真理”得到更有力的支持,而种族不平等的“真理”同时也只是以“自然”或伪生物学为基础。

许多白人异性恋男性感到自己被“自视甚高的”中国人和印度人、穆斯林和女性主义者,以及同性恋的健美运动爱好者、有阳刚气质的女性和变性人所围攻。这样一来,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他们如此轻信彼得森“传统的家庭劳动分工的毁灭已经造成混乱”的论断。

然而,西方对于粗野男子气概的浮华展现,以及对于极右分子所称的“阿绿”(由cuckold一词而来,原义为绿帽子,这里指不敌视女权主义的男性)和“文化马克思主义者”的疯狂厌恶并非仅是对前述粗野的懦弱者所作出的回应。这种对于极端大男子主义的维护在现代历史上重复出现,这种循环极深刻地塑造了亚洲、非洲以及拉美的政治与文化。

流行心理学家们通常坚信男性来自火星,女性来自金星,他们哀叹彼得森所说的“传统”劳动分工的解体,却不承认资本主义、工业社会和扩张主义社会需要新的分工,也不承认监督他们的白人男性认为女性由于身体或智识上的劣势而不适合从事领土扩张、国家建设、工业生产、国际贸易和科学创新方面的工作。

在西方种族优越论者的历史观里,现代西方是世界平等与自由的捍卫者。实际上,正如琼·瓦拉赫·斯科特在她最近出版的《性别与世俗主义》一书中所表明,“现代西方民族国家的社会基础”就是一种基于生物差异的性别(和种族)不平等概念。

世纪年代,历史学家小亚瑟·史列辛格便已经对女性“日益增长且具有攻击性的力量”提出了警告,指出她们“像一支征战的军队一般攫取领地”。史列辛格作为强势自由主义最初的倡导者,对于“被阉割的”、拥有“对于受压迫者有着女性的关怀与幻想”美国男性恼羞成怒,并希望美国历史的“开拓者”都是“正儿八经的男人,并且对这一事实从不质疑。”

这就解释了一个令人吃惊但却鲜有人探究的现象:佛教、印度教、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等所有主要宗教群体的男性都同时在世纪末开始哀叹男子气概的缺失,并呼吁不论是个人、民族和“乌玛”,都必须建立坚不可摧、不可侵犯的机体。

这就解释了一个令人吃惊但却鲜有人探究的现象:佛教、印度教、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等所有主要宗教群体的男性都同时在世纪末开始哀叹男子气概的缺失,并呼吁不论是个人、民族和“乌玛”,都必须建立坚不可摧、不可侵犯的机体。

年月日的晚上,在印度获得独立并实现印巴分治五个月以后,莫罕达斯·卡拉姆昌德·甘地在从晚祷会返回其在新德里的临时居所的途中,被近距离枪击三次,当场倒地身亡。

上个月,菲律宾总统罗德里戈·杜特尔特告诉国内的女性异见者们“我们不会杀了你。我们只会朝你的阴道开一枪”。印度的种族优越论领导者们似乎着迷于通过折磨不幸的少数民族来证明“我们已经不是无能者了”,正如其中一位领导人在年的核试验之后所说的那样。

欧洲殖民主义者继续用法律的手段供奉他们恶毒的同性恋恐惧症,并促进异性恋婚姻和父系秩序的稳固。他们的偏见也在西方之外根深蒂固,成为印度批评家阿希斯·南迪所谓的“内部殖民主义”的受害者:欧洲帝国的被殖民者们承认他们的女性气质,并决定迎头赶上他们的白人统治者。

因此,女性被剥夺了政治参与权,并被迫在家庭和职场中担任从属角色。

网络来源:

Pankaj Mishra, The Crisis in Modern Masculinity, The Guardian, Mar, Issue

因此,女性被剥夺了政治参与权,并被迫在家庭和职场中担任从属角色。

许多白人异性恋男性感到自己被“自视甚高的”中国人和印度人、穆斯林和女性主义者,以及同性恋的健美运动爱好者、有阳刚气质的女性和变性人所围攻。这样一来,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他们如此轻信彼得森“传统的家庭劳动分工的毁灭已经造成混乱”的论断。

但甘地认识到了男性掌权者的动力是基于将女性想象为一个在退步的存在之上的——女性是一群应该服从并被支配的人——以及这种病态的认知对于现代政治和文化的影响之大。这种认知最阴险的表现,就是征服和剥削被认为具有女性气质进而比正常人低人一等的人——这样的暴力在十九世纪成为常态。

争相效尤追捧大男子主义的风气在二十世纪的头几十年带来了最惨烈的后果。历史学家乔治·摩斯是倡导男性气质的先驱,他曾写道:“男子气概的地位在法西斯主义时期达到了史无前例的高度。” 墨索里尼和罗斯福一样,把自己从娘娘腔变成了一个势不可挡的帝国主义者。同样身体素质欠佳的法西斯主义者希特勒也宣布“弱者必须被打垮”。因此,雅利安民族的这些狂热分子将自己与懦弱的犹太人相对立,并通过屠杀的方式来显示自己的硬汉气魄。

许多白人异性恋男性感到自己被“自视甚高的”中国人和印度人、穆斯林和女性主义者,以及同性恋的健美运动爱好者、有阳刚气质的女性和变性人所围攻。这样一来,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他们如此轻信彼得森“传统的家庭劳动分工的毁灭已经造成混乱”的论断。

在现代化的欧洲和美国,许多男性对原始社会怀有向往,那时男性在社会链条的顶端,女性则安于自己的位置。这种向往导致厌恶女性的风气在公共语境流行开来。不论是社交媒体上的言语攻击,还是野蛮的人身攻击,都充分展现了男性对于那些似乎侵占他们领地的“被解放的”女性的厌恶。

在写作《愤怒的时代:当下的历史》(Age of Anger: A History of the Present)的过程中,我开始认为这种一再反复的危机阻碍了现代世界的发展进程。

这场危机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为什么危机似乎不可避免地要往世界性的方向发展?

康德认为女性没有能力运用理性,实行个人自治,做到客观、勇敢和坚强。诞生于法国大革命和启蒙运动的拿破仑则认为,女性就应该待在家里生儿育女;《拿破仑法典》臭名昭著地规定女性必须服从她们的父亲和丈夫,并被许多国家吸收并引入法典。美国国父之一托马斯·杰斐逊曾称赞女性“将家庭幸福置于一切之上”,并且“明智地不参与政治事务以避免额头上长皱纹”。随着现代世界的形成,这样的偏见使得传统的父权制被具有强烈排他性的男子主义气概的理想所取代。

争相效尤追捧大男子主义的风气在二十世纪的头几十年带来了最惨烈的后果。历史学家乔治·摩斯是倡导男性气质的先驱,他曾写道:“男子气概的地位在法西斯主义时期达到了史无前例的高度。” 墨索里尼和罗斯福一样,把自己从娘娘腔变成了一个势不可挡的帝国主义者。同样身体素质欠佳的法西斯主义者希特勒也宣布“弱者必须被打垮”。因此,雅利安民族的这些狂热分子将自己与懦弱的犹太人相对立,并通过屠杀的方式来显示自己的硬汉气魄。

现代西方这些充满雄心壮志的男性形象塑造者们如今却被迫重新审视当今时局。同性恋者和女性在恋爱和婚姻的选择上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自由。女性期待在职场、家庭以及两性关系中创造更大的自我价值。

今年月,加拿大作家乔丹·彼得森(Jordan Peterson)因其“西方已对男子气概丧失信仰”的论调以及对由女性所拥护的“置人于死地的平等主义教条”的谴责而被纽约时报称颂为“现代西方世界最有影响力的公共知识分子”。

印度教的种族优越主义和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等伪传统意识形态都从教义层面许可了这种厌恶,这些意识形态为亚洲和非洲许多受挫的男性提供了一种大男子主义的自我救赎:用旧式的父权制取代新自由主义所作出的虚假的机会均等的承诺。

翻译:黄永恒

特朗普可能拥有最大的核弹按钮,可中国却在最尖端的人工智能领域和最传统的大规模生产上都独占鳌头。除此之外,科技与自动化的发展都让“推动事态发展并且力挽狂澜”的男人们慢慢退出时代的聚光灯下。在西方,这种现象尤为严重。

上个月,菲律宾总统罗德里戈·杜特尔特告诉国内的女性异见者们“我们不会杀了你。我们只会朝你的阴道开一枪”。印度的种族优越论领导者们似乎着迷于通过折磨不幸的少数民族来证明“我们已经不是无能者了”,正如其中一位领导人在年的核试验之后所说的那样。

康德认为女性没有能力运用理性,实行个人自治,做到客观、勇敢和坚强。诞生于法国大革命和启蒙运动的拿破仑则认为,女性就应该待在家里生儿育女;《拿破仑法典》臭名昭著地规定女性必须服从她们的父亲和丈夫,并被许多国家吸收并引入法典。美国国父之一托马斯·杰斐逊曾称赞女性“将家庭幸福置于一切之上”,并且“明智地不参与政治事务以避免额头上长皱纹”。随着现代世界的形成,这样的偏见使得传统的父权制被具有强烈排他性的男子主义气概的理想所取代。

争相效尤追捧大男子主义的风气在二十世纪的头几十年带来了最惨烈的后果。历史学家乔治·摩斯是倡导男性气质的先驱,他曾写道:“男子气概的地位在法西斯主义时期达到了史无前例的高度。” 墨索里尼和罗斯福一样,把自己从娘娘腔变成了一个势不可挡的帝国主义者。同样身体素质欠佳的法西斯主义者希特勒也宣布“弱者必须被打垮”。因此,雅利安民族的这些狂热分子将自己与懦弱的犹太人相对立,并通过屠杀的方式来显示自己的硬汉气魄。

在当今社会,所向披靡、肌肉发达的肉体成为所有试图恢复失去的男子气概的个体和国家关注的焦点。然而,对原始肌肉和纯粹的大众崇拜仍然塑造着政治文化。在特朗普吹嘘自己某个身体部位的大小之前,普京还展示了胸肌——以宣传俄罗斯在被一个软弱的酒鬼鲍里斯叶利钦“阉割”后又重新获得了阳刚之气。然而,赤膊的猛男在戈德森口中“冉冉升起”的印度也只是一个引人注目不久的现象。

在写作《愤怒的时代:当下的历史》(Age of Anger: A History of the Present)的过程中,我开始认为这种一再反复的危机阻碍了现代世界的发展进程。

这场危机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为什么危机似乎不可避免地要往世界性的方向发展?

网络来源:

它把欧洲和美国的许多作家和政治家推向了种族民族主义的极端男性化阶段,最终导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灾难。国家、种族和个人被概念化为生物实体,一种可以被磨练得无懈可击的有机体。对“种族自杀”的恐惧、对体育的崇拜和对“新人类”的白日幻想,以及对手淫的限制,都随着僵化的现代性别差异意识形态传到西方社会之外,并走向了全球。

当然,在这个山雨欲来风满楼的世界,如果男性对这次无助的经历进行否认或者轻描淡写地带过,他们也将浪费这次男子气概的危机。男性权力总是难以捉摸,容易出现周期性危机、崩溃和惊慌失措的复辟。

无论是印度教的沙文主义者,激进的伊斯兰教徒还是白人国家主义者,他们对于自身形象的建构都依赖于将女性边缘化。这就好比对于男性力量的幻想只有在和同女性弱势的地方相比时才能得到最明显的突出。这些怒气冲冲的男人将女人等同于阳痿,并为自己成为“阿绿”而惊慌失措,并逐渐演变成了一种流行于英美且似乎无计可施的男子气概危机。

争相效尤追捧大男子主义的风气在二十世纪的头几十年带来了最惨烈的后果。历史学家乔治·摩斯是倡导男性气质的先驱,他曾写道:“男子气概的地位在法西斯主义时期达到了史无前例的高度。” 墨索里尼和罗斯福一样,把自己从娘娘腔变成了一个势不可挡的帝国主义者。同样身体素质欠佳的法西斯主义者希特勒也宣布“弱者必须被打垮”。因此,雅利安民族的这些狂热分子将自己与懦弱的犹太人相对立,并通过屠杀的方式来显示自己的硬汉气魄。

本·拉登认为穆斯林“已经被剥夺自身的男子气概”,并且可以通过清除美国权力的生殖符号来得以恢复。以哈里发的名义斩首、强奸无辜的人质,戴着黑头巾的年轻伊斯兰国士兵们明显和犯下大屠杀罪行并宣称自己有维京战士血统的挪威人安德斯·贝林·布雷伊格一样有着病态的男子气概。

危机随着十九世纪人类历史上最激进的变革而发端:农业和农村社会被动荡的社会经济秩序所取代,这种社会经济秩序由工业资本主义界定,是通过新的性别和种族分工严格组织起来的。在当下这场危机似乎是全球性的,因为在西欧和美国现代化进程中形成的限制性的性别规范网络已经覆盖了地球上最偏远的角落,因为它们正在经历自己的社会经济革命。

它把欧洲和美国的许多作家和政治家推向了种族民族主义的极端男性化阶段,最终导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灾难。国家、种族和个人被概念化为生物实体,一种可以被磨练得无懈可击的有机体。对“种族自杀”的恐惧、对体育的崇拜和对“新人类”的白日幻想,以及对手淫的限制,都随着僵化的现代性别差异意识形态传到西方社会之外,并走向了全球。

流行心理学家们通常坚信男性来自火星,女性来自金星,他们哀叹彼得森所说的“传统”劳动分工的解体,却不承认资本主义、工业社会和扩张主义社会需要新的分工,也不承认监督他们的白人男性认为女性由于身体或智识上的劣势而不适合从事领土扩张、国家建设、工业生产、国际贸易和科学创新方面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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