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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罪的留守儿童:被牺牲的6100万人,现在长大了凤凰网

2018年8月31日23时17分38秒| 发布者: 惜梦| 查看: 4390| 评论: 0

犯罪的留守儿童:被牺牲的万人,现在长大了凤凰网姚义秋曾和一个离过婚的女子同居,还想介绍她 ...

犯罪的留守儿童:被牺牲的6100万人,现在长大了凤凰网 2018-08-30 12:50:35

姚义秋曾和一个离过婚的女子同居,还想介绍她到建筑工队,被老板娘以影响不好为由拒绝。姚义秋因此辞职,过后这女子介绍姚义秋和她叔叔合伙包工,姚义秋不识字,合同上签署的都是女人叔叔的名字,结果姚义秋投入了手上所有的积蓄,却没有权力参与结账。姚义秋这才明白自己被坑了,即使如此,这位女子去九江打工后,姚义秋仍然赶去看她,看到她另有了人才作罢。

当年在孩子刚出生时,姚义秋曾经屡次和妻子商量让孩子呆在身边。“想到了自己小时候,母亲不在身边。孩子在一起,感情会好些。”可惜妻子要出门打工,孩子最终被送回乡下外公外婆抚养。

崔凯,因为受同事欺负,手持红酒开瓶器捅瞎对方眼睛;

初三上半学期,佘念武辍学了,父母商量接他去山东,佘念武又舍不得爷爷奶奶。到山东后他插班读书,跟不上学业,和父母发生了严重争执,并在十八岁那年离家出走。父母辗转把他寻回来,可他终究还是辍学回到河南老家。直到犯罪前不久,佘念武的生活轨迹一直在爷爷奶奶所在的河南老家和父母生活的济南之间往返。

入狱后他很是后悔:“再遇到有意的女生,不管成不成,一定要主动。这是进监狱后想通的。”

公安大学犯罪心理学教授李玫瑾在长期的犯罪案例跟踪中,得到了和张丹丹相似的结果:留守或单亲家庭的背景,和成年后的暴力型犯罪有着密切关联。她接触的近十起死刑判决案件,犯人在童年都没有母亲陪伴,由爷爷抚养成人,成年后发生暴力犯罪。

姚义秋,伙同他人入室抢劫,用衣服蒙面,手持菜刀逼迫已上床入睡的受害者交出保险柜钥匙;

联系前述“农民工服刑人员留守比率远远高出普通农民工”的调研结论,预示着未来成人犯罪的前景更不容乐观。

母子之间的情感高墙,直到崔凯进入现实的高墙之后才有机会拆解。服刑期间,监狱管教干部了解到他的心理问题,出路费安排了母亲远道前来探视。

乡下的生活并非全然愉快。童年的玩伴们会有意无意提到崔凯“孤儿”的身份,为此他不止一次地打架。进城后母亲没有心力管束,崔凯打架的习惯变本加厉,渐渐发展为学校之间拉帮打群架。

在这些农民工犯人中,何涂源是不多的“成功人士”——曾和人合伙开有加工厂。年生于湖南祁东县乡下的何涂源,一岁时母亲就因心脏病过世,父亲和个姐姐照顾他成人,身为幼弟,他深受姐姐们的溺爱。岁那年,何涂源辍学到东莞跟随姐夫在工地上干活。他“不喜欢累,吃不了苦”,没干多少活儿,一年后去惠州电子厂上班,拿着三四百元的工资又觉得不够花,没意思,回湖南家乡呆了两年后,去另一个姐夫的采石场里帮忙。

年,佘念武到了广州,没有找工作,靠着积蓄和几个同乡四处晃。那年他岁,出入K厅酒吧,找小姐。到第二年,几个同乡“兄弟”的钱都花光了,又无人想工作,终于想到结伙拦路抢劫的“职业”。他们这个抢劫团伙全部由当年的留守儿童组成,越抢越胆大,在六次作案之后被端掉了,“兄弟”们全都进了监狱。由于脑筋好使,佘念武在团伙中起着“军师”作用,被定为主犯,获刑年。

对于女友的敌意,或许潜伏着当年对母亲的怨恨。小时候邓晖偶尔看到其他孩子有父母在身边,觉得自卑。回家问爷爷奶奶:妈妈去哪儿了?一听这话,爷爷奶奶就泪水纵横,邓晖不敢再多问。

在这个特殊的环境里,抽出往事的线头并不容易。但那些人生经历的转折与死结,内心与外界的冲突和断裂,却是真实存在的,也只有在人生时钟被强制拨慢的高墙内,才有机会回顾打量。在冗长的服刑期后,他们走出高墙又重新没入人海,即使狱方也很难追踪到他们此后的行踪。

母子之间的情感高墙,直到崔凯进入现实的高墙之后才有机会拆解。服刑期间,监狱管教干部了解到他的心理问题,出路费安排了母亲远道前来探视。

姚义秋们是第一代留守儿童。透过高墙,一种无形的线索开始代际传递:姚和其他一些犯人的孩子正在遥远的乡村,重复他们童年的经历。

玩偶的阴影

岁那年,他真的进了城,和母亲住在一起,却发现自己仍然像是孤身一人——妈妈忙于生计,没时间理他。他像在乡下时想念母亲那样,开始强烈地想念外公外婆,只要有时间就回乡下呆着。外公外婆虽然也不善言辞,却能给他更多的温暖,相比之下,妈妈似乎只负责提供食宿。

在入狱后的悔罪教育和心理矫正下,多数犯人看起来能顺利谈及自己的过去,以致对自己的成长经历和个性缺陷的联系有某种认知,有人甚至可以侃侃而谈人生哲学。但这种在强制矫正和评分减刑体系下的反思,有时近乎另一种乐观的面具,他们内心的某些阴影并非真的可以如此轻松面对。

崔凯随手抄起一个红酒开瓶器,直接捅进了对方眼里。同事的眼睛瞎掉了,崔凯走进了监狱,并把所有积蓄赔偿给对方装假眼。在狱中,崔凯还常想象着出狱后再揍那人。直到妈妈前来探视,他才平息了心底的愤怒,那时他忽然意识到,自己的愤怒并不源于“个子将近一米八”的同事,而是自童年起深藏心中的恐惧在那一刻爆发,使他的人生急剧坠落。

隔着年的时间,和从湖北乡下到滨海高墙内的遥远距离,姚义秋仍旧没有找到讲述童年情感的语言。就像岁那年徒然的寻找:偶然听人说在大冶市街头看见了母亲,他和哑巴大哥一起赶去,辗转三天一无所获。

崔凯,因为受同事欺负,手持红酒开瓶器捅瞎对方眼睛;

中科院心理研究所年的调研表明,中国留守儿童严重自卑,对自己的智力和外貌评价偏低,却又有明显的自我中心倾向;情绪不稳定,容易出现恐怖、偏执、敏感等症状,对父母有怨恨和逆反心理;性格内向容易受欺负,不公平的感觉强烈;容易厌学辍学。陪伴他们成长的,不是温情与引导,而是恐惧与伤害的玩偶。玩偶的阴影,难免会投射到他们的成年人生中。

在入狱后的悔罪教育和心理矫正下,多数犯人看起来能顺利谈及自己的过去,以致对自己的成长经历和个性缺陷的联系有某种认知,有人甚至可以侃侃而谈人生哲学。但这种在强制矫正和评分减刑体系下的反思,有时近乎另一种乐观的面具,他们内心的某些阴影并非真的可以如此轻松面对。

更多人遇到的情形则是失望加上路途遥远,家人很少探视。

姚义秋,伙同他人入室抢劫,用衣服蒙面,手持菜刀逼迫已上床入睡的受害者交出保险柜钥匙;

邓晖觉得女友同居前后判若两人,什么都要顺着她,让邓晖无法忍受。女友则觉得邓晖寡言少语,性格不好,两人常有争执。邓晖打过女友几次,孩子出生几个月后,两人闹矛盾,邓晖再次出手,女友提出分手。邓晖也不难过:“她跟我说明了,我说你走吧。”两人分手后,邓晖将小孩送回家里由爷爷奶奶抚养。

从年开始,陆续出现研究留守儿童犯罪的学术论文,以及政法机关的专题调研。但这对多数公众还是一个新生话题,甚至有些耸人听闻。

在张丹丹的调研中,拦路抢劫和故意伤害是农民工最大宗的犯罪行为,高于民众印象深刻的强奸等罪行,经济智力犯罪比例则很低。这和她研究得到的结果一致:有留守背景的农民工犯罪群体受教育程度低,年纪更轻,在情绪不稳定、暴力倾向、不公平感等几方面都更严重,而在性格外向性、亲和度、负责任能力上都低于农民工群体的平均水平。这和他们童年生活在留守或单亲背景下,缺乏人性滋养和人际交往能力培养,人格塑造乃至受教育机会缺失有密切关系。在张丹丹课题组对这个人群发放的问卷调查中,%的服刑人员表示:童年曾经对于父母不在身边感到不开心。

更多人遇到的情形则是失望加上路途遥远,家人很少探视。

很多犯人和家人真正的交流,是在进入高墙后开始的。他们童年时长年在外打工的父母对孩子步入牢狱内疚不已,而犯人们自己最感内疚的对象,却是抚养他们的祖父母。

图| 纪录片《乡愁》

对他们来说,回归高墙外的社会,摆脱早年滑落的人生轨迹并不容易。学习电梯等特殊行业操作技能,是监狱为他们提供的职业准备,但在心理上,走出成长年代的“留守阴影”是他们沉重的课题。

童年时,崔凯和外公外婆呆在甘肃白银市下面的村庄里,他岁时没了父亲,母亲一直在城里卖服装供养他和弟弟。母子只能个把月见上一面。每次的见面和分别,距离都扯动着崔凯的心,到现在他都记得,那时最向往的事就是和母亲在一起。

入狱后他很是后悔:“再遇到有意的女生,不管成不成,一定要主动。这是进监狱后想通的。”

崔凯的人生,则像是一块表层光滑的冰面,突然破裂。年崔凯考上了兰州大学计算机系,大学时代崔凯和同学们的关系有所改善,不再打架,靠勤工俭学支付自己的学费。从前的自卑敏感看似减弱,却以别的方式显现——和同学们一起出去玩,崔凯总是放不开。

崔凯总觉得自己很多感情表达不出来,不知对谁抒发,亦不知抒发对不对。看看书里写的和电视上演的,他能在心里筹划一百种情节,真正去做,又害怕了,一种办法都没有。

临毕业前崔凯没有四处应聘,而是拿到毕业证后回家呆了四个月,在亲戚的煤场看厂,“熟悉社会”。家人看着心急,安排他到广州另一亲戚开的酒店做客房部主管,在这里崔凯遇到了一位深圳来的老板请他去公司做电脑设计。

在这座监狱的高墙里,羁押着大量像姚义秋这样的犯人,他们入狱前的角色令人生畏:飞车党、抢劫犯、毒贩、人贩子、盗贼。但再将视角前推,他们在或远或近的时光里,都曾经拥有一个共同的身份:留守儿童。

砖头和面具

邓晖,原为“飞车党”,在团伙抢劫作案中担任摩托车手,发展了两位女孩入伙,判决时被定为首犯;

当年在孩子刚出生时,姚义秋曾经屡次和妻子商量让孩子呆在身边。“想到了自己小时候,母亲不在身边。孩子在一起,感情会好些。”可惜妻子要出门打工,孩子最终被送回乡下外公外婆抚养。

作者袁凌,真实故事计划总主笔

顿了一会儿,他又说:“会想她。”

在和母亲的关系中,崔凯逐步由淘气犯错误后的挨打,变为反抗,到后来他开始推搡母亲。“初三以后她打不动我了,只能一边骂一边流泪。”很多年中,对于母亲招惹是非的寡妇身份和生计应酬,崔凯甚至有一种模糊的嫌恶和愤怒,同时又嫌恶自己。

手下一位员工对崔凯心有龃龉,这人身材高大,崔凯唯恐和他正面冲突。一天晚上,同事们一起K歌,那人喝酒后走到崔凯跟前:“要不咱俩练练,我看你很不爽”,接着就开始动手。刚开始崔凯不敢反抗,但对方不肯罢手,一瞬间高考那次面对大个子同学的恐惧又浮现了:“非常愤怒,心想一定把他打趴下,让他看看我发了火是怎么样。”

这种蒙昧从他们的童年已经发端。《中国留守儿童心灵白皮书》显示,留守儿童最大的问题是迷茫,对未来没有信心和方向感。迷茫感会一直延伸到他们的成年,没有进入主流的意识,在社会边缘辗转飘荡,很多人或早或晚,一脚踏空。

年制造业不景气,崔凯失业了,开始跑人才市场,应聘到一家国有远洋贸易公司设计部,工资元,开始也就打杂,一年多后才有了设计产品的机会,薪酬增长,也渐渐受到重视,成为实际上的设计主管。崔凯没有多少烟酒娱乐的花销,一年下来有了万元积蓄。

顿了一会儿,他又说:“会想她。”

生意兴旺,日子愈发多彩起来——他认识了各路老乡,有开赌场的、有贩毒的,何涂源混迹其间,“吃喝嫖赌不在话下,冰毒K粉也玩,刚玩时三天两夜不睡觉”。他在外包房,甚至个把月不回家,夫妻感情坏了起来,甚至孩子出生他也没什么感觉。花在厂里的心力少了,他的生意也渐渐下滑。何涂源想过戒掉毒瘾,却不能自拔,每月要花掉一两万在毒品上。如果不是因替人藏匿制毒原料被捕,他可能会把所有家底都吸进去。

邓晖似乎从没有放下过对同居女友的敌意。两人年在邓晖初次去东莞时相识,直到年月才在一起,当时邓晖在快递公司,女友则在手机厂任主管。女友是四川德阳人,家中八兄妹中排行最末,儿时家里养不起把她送了人,长大后她从不提自己的本姓。女孩出身苦,却难得的开朗活泼,主动追求邓晖,二人常去蹦迪、吃宵夜,两年后女友怀孕生子。

用留守儿童背景犯人崔凯的话来说,“觉得全世界都欠我的”。

养不好的伤

引起邓晖抗拒的可能是一句话,或一个词。去年年底,一个犯人小组长责骂了邓晖,邓晖一直暗暗忍到过春节,找机会用地上砖头拍了小组长的脑袋,缝了好几针。事后邓晖被升为“严管”,会见时他的胳臂上带着标记。邓晖心情沉重,但“硬气”着不肯低头。在“硬气”背后,是他对自己的失望:“跟同改关系都不是太好,孤僻,容易发火。”邓晖盼望着早点出去,却又对自己获得减刑没信心。

“怕吃苦,小时候受宠,爷爷奶奶没要我干过活。感觉自己从来没认真地做过一件事,谈恋爱也是随便谈一谈。”杨道德觉得,这是自己不知不觉中沉沦的原因。他做事很少思量,连去抢劫都没有想过后果,不知道会坐牢。他后悔当初没有继续学做模具,希望以后出狱还有机会。年出生的杨道德,还剩年半的刑期。

姚家穷,米饭不够只能吃红薯,邻里乡亲不大看得上他们。春天插秧时,耕田的牛都借不到,只好自己用锄头挖地。到姚义秋读书的年纪,家里连一个学期二十块钱都拿不出来,他只念了一学期的书就回家打猪草、做饭。

姚义秋曾和一个离过婚的女子同居,还想介绍她到建筑工队,被老板娘以影响不好为由拒绝。姚义秋因此辞职,过后这女子介绍姚义秋和她叔叔合伙包工,姚义秋不识字,合同上签署的都是女人叔叔的名字,结果姚义秋投入了手上所有的积蓄,却没有权力参与结账。姚义秋这才明白自己被坑了,即使如此,这位女子去九江打工后,姚义秋仍然赶去看她,看到她另有了人才作罢。

驱动崔凯打架的动力并不是无畏,而是恐惧:“别人打我,我咬着牙说打得好,你等着”,实际上心里唯恐下次遭遇。有时睡着了崔凯也会梦见自己和人打架,打完后被抓,醒来非常郁闷。高考那年,他和一个身高体壮的同学分到同一个考场,从头到尾提心吊胆,出考场后那人果真截住崔凯,揍了他一顿。即使现在回到白银市,崔凯觉得自己的恐惧感也没有消失,为了战胜这种恐惧,他就想法报复回来。

和杨道德差不多的抛物线存在于多数人的成年经历中。佘念武即是其中之一,在山东期间,曾经到蓝翔技校学开挖掘机,毕业后回到河南老家做城市拆迁。但他嫌乡下寂寞,操作挖掘机太枯燥,半年后终究放弃了这份收入不错的工作。

“后”佘念武是河南光山县人,父母每年到山东打工,过年才回家,祖父母一边种田,一边照顾他。对于聚散离别,童年的佘念武感受特别强烈。过年节父母回来时,佘念武高兴得哭,走的时候又难过得哭。“我哭着不让他们走,他们不说什么,妈妈也哭。”

时间长了,他嫌理发赚不到钱,离开理发店到街上晃悠,在罗湖区地面四处贴包小姐广告,替人介绍给卖淫场所,赚取差价。“当时没觉得这不是好事,能赚钱就行,有时候挺多的,一天五六百。”

对于参与入室抢劫的经历,姚义秋始终不愿接受自己是主犯,强调自己是“帮忙”,虽然是他拿刀胁迫已经睡下的受害者。而另一宗拐卖妇女出国卖淫的犯人吴金森,仍然觉得自己只是在表哥怂恿下“跟着玩玩”。

邓晖,原为“飞车党”,在团伙抢劫作案中担任摩托车手,发展了两位女孩入伙,判决时被定为首犯;

联系前述“农民工服刑人员留守比率远远高出普通农民工”的调研结论,预示着未来成人犯罪的前景更不容乐观。

姚义秋曾和一个离过婚的女子同居,还想介绍她到建筑工队,被老板娘以影响不好为由拒绝。姚义秋因此辞职,过后这女子介绍姚义秋和她叔叔合伙包工,姚义秋不识字,合同上签署的都是女人叔叔的名字,结果姚义秋投入了手上所有的积蓄,却没有权力参与结账。姚义秋这才明白自己被坑了,即使如此,这位女子去九江打工后,姚义秋仍然赶去看她,看到她另有了人才作罢。

用留守儿童背景犯人崔凯的话来说,“觉得全世界都欠我的”。

姚义秋婚恋经历之丰富,堪称一本“教科书”。小时候渴望姐妹的姚义秋,成年后陷入“你究竟有几个好妹妹”的情感泥沼。在福建鞋厂打工时,姚义秋和一位漂亮的湖北同乡姑娘恋爱,在几位追求者中胜出,四年后两人有了小孩,回老家办了结婚。他与妻子感情融洽,但同时却不断地和另外的女人产生纠葛,甚至追求妻子姐夫的干妹子。风言风语让妻子伤了心,两人协议离婚。

更多人遇到的情形则是失望加上路途遥远,家人很少探视。

南方沿海某市的男子监狱车间办公室,门外是犯人们操作缝纫机的轧轧声浪,门内穿着工装的姚义秋按狱规坐在小板凳上,努力回想对襁褓中母亲出走的感受。

吴金森的童年看起来要惬意一些。他家住在广东河源,父母和几个亲戚都在珠海打工,父亲当协警,母亲承包饭堂,在城里起了房子,经济条件不错。吴金森小时候在河源和爷爷奶奶生活,之后去珠海上民办学校,寒暑假仍旧时常回到老家。在乡下,他呆不住,问爷爷奶奶要了钱,自己坐火车到处逛,没钱了就被警察遣送回家。

母子之间的情感高墙,直到崔凯进入现实的高墙之后才有机会拆解。服刑期间,监狱管教干部了解到他的心理问题,出路费安排了母亲远道前来探视。

研究结果显示:留守儿童背景,对犯人的暴力倾向、情绪不稳定性和感受不公平等方面,有着重要影响。这些人的生活轨迹粗粝凌乱,以致抛物线式的沉沦,或许从父母离家那天就已限定。持续城市化的背景下,中国的留守儿童数量仍在节节攀升,“留守儿童犯罪”问题也成为热门话题,但他们步入成年后的轨迹,仍旧处于晦暗中。

从年开始,陆续出现研究留守儿童犯罪的学术论文,以及政法机关的专题调研。但这对多数公众还是一个新生话题,甚至有些耸人听闻。

更多人遇到的情形则是失望加上路途遥远,家人很少探视。

在张丹丹的调研中,“留守儿童”背景的犯人与父母分离的时间平均超过八年。按照人格阶段发展理论,当时他们正处在人格形成的矛盾冲突期,而留守或单亲儿童在自我冲突中孤单无助,还受到外界来的心理伤害,几乎不可能打赢这场“一个人的战争”。

在发小广告时期,杨道德认识了两个朋友,其中一个是同乡。杨道德知道他们干拦路抢劫的勾当,却还是入了伙,跟着他们出道一天抢了四个人,得了块钱,然后一起去K歌喝酒。天后他就被抓了,付出年刑期的代价。

用留守儿童背景犯人崔凯的话来说,“觉得全世界都欠我的”。

在这些农民工犯人中,何涂源是不多的“成功人士”——曾和人合伙开有加工厂。年生于湖南祁东县乡下的何涂源,一岁时母亲就因心脏病过世,父亲和个姐姐照顾他成人,身为幼弟,他深受姐姐们的溺爱。岁那年,何涂源辍学到东莞跟随姐夫在工地上干活。他“不喜欢累,吃不了苦”,没干多少活儿,一年后去惠州电子厂上班,拿着三四百元的工资又觉得不够花,没意思,回湖南家乡呆了两年后,去另一个姐夫的采石场里帮忙。

邓晖被抓前个月,女友忽然打来电话说自己在老家养病,让邓晖给她寄元。邓晖认为当时女友要么走投无路,要么是试探他是否还念旧情,他则给出了一生中最“硬气”的回答:“你家里块找不到?我有钱,不寄给你。”邓晖回忆说,尽管在同居生活中他曾屡次动拳头,但“扪心自问,我没什么对不起她。”

“后”佘念武是河南光山县人,父母每年到山东打工,过年才回家,祖父母一边种田,一边照顾他。对于聚散离别,童年的佘念武感受特别强烈。过年节父母回来时,佘念武高兴得哭,走的时候又难过得哭。“我哭着不让他们走,他们不说什么,妈妈也哭。”

邓晖在“飞车党”中的角色是开车,“我技术好,摩托车后座可带个人”。案发后主犯之一脱逃,被抓的邓晖作为主犯被判决。入狱后他认为自己并未直接动手,一直想不通,“后来想,案子总要有个说法,认了”。实际上,邓晖被定为主犯的理由是,案子中两个从犯的女孩子,都是邓晖叫去入伙的。

邓晖从前并不太顾念孩子,“他生下来到现在七、八岁,三岁时见过一次,当时我回家乡去看他。以后我五年没回老家。”但现在,儿子是邓晖对高墙外世界最大的念想,“很想他,睡觉要想到天亮。”

下坠抛物线

在和母亲的关系中,崔凯逐步由淘气犯错误后的挨打,变为反抗,到后来他开始推搡母亲。“初三以后她打不动我了,只能一边骂一边流泪。”很多年中,对于母亲招惹是非的寡妇身份和生计应酬,崔凯甚至有一种模糊的嫌恶和愤怒,同时又嫌恶自己。

值得注意的是,张丹丹研究的犯人群体大体处于后到年代前期出生的阶段,在这个时间段,普通农民工群体的留守儿童比例只有%。而在她年做的九个省农村入户调查中,留守儿童比率已经上升到%。

生长在全是男人的环境中,姚义秋习惯了使用拳头,却一直渴望有个姐妹。直到十五六岁时,大哥找了个身体残疾的嫂子,家里才有了女人的气息,但这点弥补来得太迟,姚义秋已到了出门打工的年龄。

邓晖和相依为命的祖父母感情很深,他之前在外打工时,会常和老人们打电话,听到邓晖的声音,老人们高兴不已,鼓励他在外面好好干。可“最终我令他们失望了”,这负疚成了邓晖在狱中沉重的精神压力。

没多久他就觉得家乡沉闷,要趁年轻跑一下,再次到了东莞,岁那年,“喜欢混社会”的何涂源在自己的胳臂上纹上了一条龙。他跟人修过一阵子发电机,逐渐取得老板信任。四、五年后,他和朋友合伙开了一家抛光机蜡加工厂,每月收入达到三四万元。这期间何涂源也成了家。

邓晖在“飞车党”中的角色是开车,“我技术好,摩托车后座可带个人”。案发后主犯之一脱逃,被抓的邓晖作为主犯被判决。入狱后他认为自己并未直接动手,一直想不通,“后来想,案子总要有个说法,认了”。实际上,邓晖被定为主犯的理由是,案子中两个从犯的女孩子,都是邓晖叫去入伙的。

初一他终于辍学了,这是早晚的事,他从小学六年级就由开迪吧的表哥带着吸食冰毒和麻古,几天就要“麻”一次。一直到他入狱前,父母对此都不知情。

年,佘念武到了广州,没有找工作,靠着积蓄和几个同乡四处晃。那年他岁,出入K厅酒吧,找小姐。到第二年,几个同乡“兄弟”的钱都花光了,又无人想工作,终于想到结伙拦路抢劫的“职业”。他们这个抢劫团伙全部由当年的留守儿童组成,越抢越胆大,在六次作案之后被端掉了,“兄弟”们全都进了监狱。由于脑筋好使,佘念武在团伙中起着“军师”作用,被定为主犯,获刑年。

顿了一会儿,他又说:“会想她。”

邓晖和相依为命的祖父母感情很深,他之前在外打工时,会常和老人们打电话,听到邓晖的声音,老人们高兴不已,鼓励他在外面好好干。可“最终我令他们失望了”,这负疚成了邓晖在狱中沉重的精神压力。

用留守儿童背景犯人崔凯的话来说,“觉得全世界都欠我的”。

佘念武在老家开挖掘机期间认识了一个当地的高中生女孩,两人谈了恋爱。佘念武失业期间,女朋友考上了大专,劝他找个正经工作,佘念武当时听不进去,两人因此断了联系。 

王飞,拦路抢劫团伙成员,敲诈勒索,持凶器拦路抢劫,有次开车撞倒一个摩托车女司机,临时起意顺道抢劫,造成女受害者七级伤残。

对于女友的敌意,或许潜伏着当年对母亲的怨恨。小时候邓晖偶尔看到其他孩子有父母在身边,觉得自卑。回家问爷爷奶奶:妈妈去哪儿了?一听这话,爷爷奶奶就泪水纵横,邓晖不敢再多问。

初三上半学期,佘念武辍学了,父母商量接他去山东,佘念武又舍不得爷爷奶奶。到山东后他插班读书,跟不上学业,和父母发生了严重争执,并在十八岁那年离家出走。父母辗转把他寻回来,可他终究还是辍学回到河南老家。直到犯罪前不久,佘念武的生活轨迹一直在爷爷奶奶所在的河南老家和父母生活的济南之间往返。

当留守或单亲的孩子长大,情感世界始终有一个无法缝补的破口,令他们无从拥有一份圆满的感情。张丹丹的研究显示,监狱内的留守儿童背景罪犯,结婚率明显低于农民工群体,尤其是暴力和抢劫犯要低一倍左右,绝大多数人成年后的情感都是支离破碎的。

从年开始,陆续出现研究留守儿童犯罪的学术论文,以及政法机关的专题调研。但这对多数公众还是一个新生话题,甚至有些耸人听闻。

他似乎从幼年起,一直在抗拒着什么,却连自己也说不明白。譬如对于父亲存歿的答案,监狱管教干部的信息是,邓晖的父亲在他两岁时坐牢,之后越狱失踪。而邓晖重复了两次的回答是:父亲在他生下来半年后死去,爷爷奶奶没有告知死因。

姚家穷,米饭不够只能吃红薯,邻里乡亲不大看得上他们。春天插秧时,耕田的牛都借不到,只好自己用锄头挖地。到姚义秋读书的年纪,家里连一个学期二十块钱都拿不出来,他只念了一学期的书就回家打猪草、做饭。

当年在孩子刚出生时,姚义秋曾经屡次和妻子商量让孩子呆在身边。“想到了自己小时候,母亲不在身边。孩子在一起,感情会好些。”可惜妻子要出门打工,孩子最终被送回乡下外公外婆抚养。

姚义秋的童年世界缺少声音:父亲是哑巴。妈妈离家出走,三兄弟中大哥是哑巴,二哥对于淘气的姚义秋,更多用拳头来说话。妈妈离家的时候姚义秋刚刚知事,虽然家里找不到一张妈妈的照片,但他脑子里一直刻着妈妈最初的样子。

引起邓晖抗拒的可能是一句话,或一个词。去年年底,一个犯人小组长责骂了邓晖,邓晖一直暗暗忍到过春节,找机会用地上砖头拍了小组长的脑袋,缝了好几针。事后邓晖被升为“严管”,会见时他的胳臂上带着标记。邓晖心情沉重,但“硬气”着不肯低头。在“硬气”背后,是他对自己的失望:“跟同改关系都不是太好,孤僻,容易发火。”邓晖盼望着早点出去,却又对自己获得减刑没信心。

这种蒙昧从他们的童年已经发端。《中国留守儿童心灵白皮书》显示,留守儿童最大的问题是迷茫,对未来没有信心和方向感。迷茫感会一直延伸到他们的成年,没有进入主流的意识,在社会边缘辗转飘荡,很多人或早或晚,一脚踏空。

年,佘念武到了广州,没有找工作,靠着积蓄和几个同乡四处晃。那年他岁,出入K厅酒吧,找小姐。到第二年,几个同乡“兄弟”的钱都花光了,又无人想工作,终于想到结伙拦路抢劫的“职业”。他们这个抢劫团伙全部由当年的留守儿童组成,越抢越胆大,在六次作案之后被端掉了,“兄弟”们全都进了监狱。由于脑筋好使,佘念武在团伙中起着“军师”作用,被定为主犯,获刑年。

下坠抛物线

岁那年,他真的进了城,和母亲住在一起,却发现自己仍然像是孤身一人——妈妈忙于生计,没时间理他。他像在乡下时想念母亲那样,开始强烈地想念外公外婆,只要有时间就回乡下呆着。外公外婆虽然也不善言辞,却能给他更多的温暖,相比之下,妈妈似乎只负责提供食宿。

中科院心理研究所年的调研表明,中国留守儿童严重自卑,对自己的智力和外貌评价偏低,却又有明显的自我中心倾向;情绪不稳定,容易出现恐怖、偏执、敏感等症状,对父母有怨恨和逆反心理;性格内向容易受欺负,不公平的感觉强烈;容易厌学辍学。陪伴他们成长的,不是温情与引导,而是恐惧与伤害的玩偶。玩偶的阴影,难免会投射到他们的成年人生中。

中科院心理研究所年的调研表明,中国留守儿童严重自卑,对自己的智力和外貌评价偏低,却又有明显的自我中心倾向;情绪不稳定,容易出现恐怖、偏执、敏感等症状,对父母有怨恨和逆反心理;性格内向容易受欺负,不公平的感觉强烈;容易厌学辍学。陪伴他们成长的,不是温情与引导,而是恐惧与伤害的玩偶。玩偶的阴影,难免会投射到他们的成年人生中。

崔凯的人生,则像是一块表层光滑的冰面,突然破裂。年崔凯考上了兰州大学计算机系,大学时代崔凯和同学们的关系有所改善,不再打架,靠勤工俭学支付自己的学费。从前的自卑敏感看似减弱,却以别的方式显现——和同学们一起出去玩,崔凯总是放不开。

“后”佘念武是河南光山县人,父母每年到山东打工,过年才回家,祖父母一边种田,一边照顾他。对于聚散离别,童年的佘念武感受特别强烈。过年节父母回来时,佘念武高兴得哭,走的时候又难过得哭。“我哭着不让他们走,他们不说什么,妈妈也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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